近年，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势下，中东非洲地区格局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出现新态势，变革、创新、发展的步伐加快，但国家治理、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平与安全等问题仍是中东非洲地区国家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鉴此，2017年7月7日，“西亚非洲前沿问题研究”青年论坛在京召开。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正研究员、副所长张宏明研究员出席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西亚非洲》编辑部主任安春英编审主持。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西亚非洲》副主编张宏明研究员和社科院期刊处刘普处长在论坛开幕式上分别致辞。张宏明研究员指出，本次论坛汇聚了一大批从事西亚非洲问题研究青年学者，这是本次会议的突出特点。就中东非洲问题研究总体态势而言，当下中东非洲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快速拓展，对中东非洲的需求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已经置身其中，需要以新思维研究中东非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研究如何持续推进中国与中东非洲国家关系。本届青年论坛的主题是“西亚非洲前沿问题研究”，在这一主题之下设置了3个分议题，各位学者的发言涉及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几乎涵盖了中东非洲前沿问题的方方面面。希望大家在发言中畅所欲言，在互动中擦出火花，能够共享与会发言者的独特思考。刘普处长从社科院期刊概况、办刊方向、期刊管理、期刊面临的问题和思考等方面全面介绍了社科院的期刊发展状况。他认为，期刊是学术传播的重要形式，中国社科院十分重视学术期刊建设，启动了名刊工程，采取多种举措，努力提升期刊的办刊水平的学术影响力。《西亚非洲》编辑部举办这样一次研讨会，有利于形成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相互形成合力，发挥期刊的学术引领作用，刊发更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罗建波教授和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泰教授做主旨发言，发言题目分别为《非洲百年复兴的三大政治治理难题》和《中国中东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五个维度——对于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思考》。罗建波教授认为，非洲政治民主进程大体上还是在艰难中前行，经历过搭建期，现已进入调整期、巩固期和完善期。非洲大陆在政治动荡、族群纠纷、治理不善、选举乱象的背后，彰显出三大治理难题，即民主建设落后、制度建设落后和政党建设落后。鉴此，中非之间在开展治国理政交流时，需找寻中非政治文化的共享价值，慎用威权政制、强政府等政治术语，从中国特色中提炼普遍性的东西。王泰教授提出，面对复杂多元的“中东问题”，中国研究学者应基于历史意识、全球视角、“本土”情怀、中国立场和理论思考等5个维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文明交往的历史长河里溯源，在全球秩序重建的时代苍穹下凝望，在伊斯兰文明渴望复兴的强大呼声中倾听，在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宏大叙事中担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东研究学术体系，构建立场自觉、问题自觉和方法自觉三者高度统一的中国中东学派。
在此次论坛上，与会者以下三大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一）地区格局变化与西亚非洲国家的治国理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研究员主持了这一时段的研讨。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王震副研究员对9•11后中东反恐战略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深入探讨了相关影响因素。他认为，中东的反恐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陷入了“越反越恐”的怪圈，主要表现为：全球反恐的主战场已从阿富汗转移到了叙利亚；“伊斯兰国”取代“基地”组织成了该地区恐怖活动的新旗手；中东业已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最高发地区，并且是恐怖活动的主要输出地。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以下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和“恐怖组织”的认定；关于反恐的主体问题，即谁来反恐；关于反恐方式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合法地反恐；关于反恐战争的成效问题，即怎样才算是成功的反恐。他最后指出，这些问题是中东反恐带给国际社会的教训，值得进一步思考，这些思考对于研判未来的反恐问题也大有帮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黎文涛副研究员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非洲安全形势。他首先对非洲的安全形势做出了两个基本判断：第一，非洲冲突战乱的烈度和规模在下降，第二，非洲政坛“文武关系”逐步正常化。对于非洲安全形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恐怖主义，他认为主要呈现了三个特征：一是由“聚”到“散”；二是“周期性”或“阶段性”；三是鲜明的“本土化”特色。他进一步指出，非洲暴恐形势的变化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非洲内生性的政治问题是根源，国际与地区“集体安全”合作是关键，而国际恐怖势力对非洲暴恐形势影响相对有限。至于非洲安全形势的走向，他指出，非洲战乱冲突的烈度和规模在下降，但非洲的安全问题更趋复杂化，解决的难度在加大。这表现在影响非洲安全的内外因素增多，非洲冲突的表现类型更加多元，以及非洲的安全治理碎片化。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艳枝教授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为切入点，重点论述了能源安全战略对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的影响。她指出，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关乎国内能源供应、国际能源供求和能源地缘政治的战略问题。土耳其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和能源供应、消费状况，决定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实施“争取能源来源种类和途径的多元化、发挥能源交通枢纽和能源走廊作用及构建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的能源安全战略，以努力提升其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能源安全战略直接影响外交战略的走向，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基于能源供应安全的需要，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促进土俄关系的正常发展；通过强化能源枢纽地位，以期在东西方能源政治博弈中获取有利地位，但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土俄关系隐藏危机。土耳其能源安全战略的个案表明应当倡导以“共同能源安全”为导向的能源安全观，从而实现能源外交的正常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中东非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崔守军副教授重点探讨了美国犹太社团与以色列的互动关系。他首先介绍了该问题的时代背景：不同于大多数国家先有母国后有海外的侨民团体，在以色列建国前，海外犹太社团已经成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最主要的生活形式。以色列建国前，在美国不存在任何重要的犹太社团，但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犹太社团便开始在美国崭露头角并成为美国精英政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成长历程和发展模式值得深入研究。在分析了美国犹太社团的种类及运作方式、对比美国犹太社团与以色列的作用与角色的基础上，他认为受历史文化与宗教因素、美国犹太社团社会地位及以色列国家利益的共同影响，美国犹太社团与以色列的互动关系具有行为主体多样性、互动领域多层次及互动结构不对称性的三大特点。这种互动关系呈现以下发展趋势：许多犹太人开始选择以个体的方式与以色列国内的具体组织建立直接联系、社团事务内向化、社团政治分野愈加明晰。这种互动关系受到了以色列右翼人口增长迅速、以色列政治日益右翼化及美国国内社会因素变化等多重挑战。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刘伟才副教授对未来10～15年对于南部非洲的发展是“变局时刻”还是“战略机遇期”进行了思考与判断。对比而言，他认为南部非洲的发展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将恶化。他肯定了受政治、经济、国家间关系及外部势力的综合影响，南部非洲过去实现了稳定的发展。但是近年来，尽管相比非洲其他此地区而言，南部非洲的发展条件仍比较好，但已出现了恶化的迹象。就经济而言，津巴布韦、南非、博茨瓦纳等“榜样国家”的经济或出现下行，或遇到了发展瓶颈。政治方面，津巴布韦与安哥拉或将因长期执政的领导人的去世而导致地区不稳。就民主化问题而言，很可能出现“民主化进程中的再阵痛”。当外部势力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些本已脆弱的国家很难继续维持持续而稳定的发展。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蒋真副研究员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讨论了立宪革命对伊朗政治发展的影响。她认为，伊朗在中东地区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国家，伊朗拥有宪法、三权分立的政治构造、选举政治等政治制度，这在中东地区是很少见的。她通过追溯至立宪革命，为伊朗今天所建立的政治体系寻到了历史根源。其一，立宪革命为伊朗引进了西方宪法、三权分立及选举制度等制度文明；其二，宗教因素深嵌伊朗政治制度；其三，立宪革命对于国家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四，立宪革命对伊朗的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魏亮助理研究员对“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发展、局限及发展趋势进行了重点分析。首先，他认为“伊斯兰国”选择阿富汗作为中东区外的首要目标国，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阿富汗在“圣战”中具有不可比拟的象征意义，同时又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第二是阿富汗具有“十字路口”的战略属性，控制它符合“伊斯兰国”整体发展战略；第三是阿富汗中央政府权威和管理缺失，是中东区外典型的“失败国家”，其政治环境有利于“伊斯兰国”争取“一席之地”。他认为，“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主要经历了酝酿期、高速成长和斗争期以及低估和重组期三个阶段。“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发展，主要受到了以下因素的限制：第一，由于在中东遭受重创，“伊斯兰国”拥有的胜利效忠和金钱效忠迅速衰退；第二，阿富汗国内政治生态复杂，派系林立，意识形态多元化，“伊斯兰国”发展阻力巨大；第三，“伊斯兰国”遭遇各方力量的持续打击，损失惨重。尽管“伊斯兰国”目前很难威胁阿富汗全境并将其发展成为替代伊叙的新基地，但未来它会持续挑战阿富汗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其存续乃至成长也将兼具长期性和反复性的基本特征。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姜恒昆副研究员重点剖析了南苏丹国内冲突的类型及特点。就冲突类型而言，与国内很多学者所持的南苏丹的冲突是内战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南苏丹的国家、地区及族群三个方面均存在十分严重的冲突，其中仅有国家层面的冲突为内战。他认为，抢夺以牛为主的财物是南苏丹国内冲突的根源，且因相互报复而使这种抢夺不断发生，从而导致冲突频发。就冲突的特点来看，他做了如下归纳：其一，族群之间的冲突最为突出；其二，季节性特点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干季国家层面的冲突较多，而族际层面的冲突几乎不会发生，而湿季的情形则刚好相反。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沈晓雷助理研究员重点阐释了非洲领导人第三任期问题产生的原因、对非洲民主化的影响及非洲民主建设的成败等问题。他指出，第三任期问题的产生是领导人出于对权力与威望的渴求、缺乏有效的政治反对派，以及非洲联盟和非洲区域性组织管控不力等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同时，西方国家所强推的民主直到目前还仍然不适应非洲国家的实际，因而也就无法在非洲落地生根。第三任期对非洲的民主进程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第三任期容易导致权力与政治的非机制化，容易导致政治与民主制的不稳定、党派纷争，还容易导致违反人权、腐败、裙带关系等问题；另一方面，尽管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修改宪法而谋求第三任期，但如果从自由民主的角度衡量，为延长特定领导人的任期而修改宪法，虽然因此而获得了合法性，但这本身却是一种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行为，因为其既违反了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和竞争性选举的本质，也容易导致领导人因长期执政而陷入专制与独裁。他进一步指出，尽管“第三任期”问题虽然表明相关国家的民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但却并非意味着它们的民主已经完全失败。相反，非洲民主化不可逆转：大多数国家都成功进行了多次总统选举并顺利实现了权力移交；民主观念已经逐步深入人心；随着近来年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巩固民主所需要的一些重要因素正在走向成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主任吴冰冰副教授对本时段的研讨进行了点评。他指出，本时段的发言主要围绕的是中东问题，而针对非洲问题的讨论十分有限，因此结合本时段重点讨论的内容，总结目前中东问题主要涉及五个关键词：共识、平衡、能力、意识形态与转型。此外，他希望通过本时段的讨论，学者之间可以对国家间冲突、极端主义等问题的认知达成共识。关于学科建设问题，他认为应该跨学科地研究中东非洲问题，仅从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文学、语言中的单一层面无法解读这一问题。鉴于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的特殊性，因此为了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学者们至少应实现语言能力的提升、多做实地调研。
（二）西亚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国际关系研究室朱伟东研究员主持了这一时段的研讨。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副主任刘冬副研究员结合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与障碍，重点讨论了如何落实中阿产能合作问题。他认为，中东国家无论实现经济多样化的目标，还是改善国内福利，都不可能绕过工业发展。实际上，阿拉伯国家具有发展工业制造业优势产能的潜在比较优势。阿拉伯国家自然资源优势有助于其推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支持其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阿拉伯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但当下制造业部门发展仍十分落后，主要原因在于其人力资本无法支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环境贸易不能支持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投资环境无法满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在落实中阿产能合作的实施路径方面，他提出了四点建议：基于比较优势，确定产能合作重点国家；依托境外工业园，对接中阿产能合作；确保依托工业园区享有政策优惠，消除产业发展软性约束；筑巢引凤，吸引国内企业投资。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朱泉钢助理研究员对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土耳其军队既是国家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又兼具政治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的特征。考察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有助于人们透彻理解军队在土耳其国家事务中的独特地位。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由来已久，通过军人互助基金会广泛卷入国家经济领域，并融入国家主导性的发展战略，由此形成了军队的经济特权。土耳其军队营商活动具有经营规模庞大、涉足领域广泛、自主性程度较高，以及经营较正规等特点，并对该国军政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权力结构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强化了军方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提升了军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队的专业性和职业化建设。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显著增强，但对军队的经济行为控制依旧有限，军队在经济领域仍有重要影响。由此观之，土耳其军政关系变化仍存在不确定性。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刘海方副教授以坦桑尼亚与南非为例，探讨了非洲ICT产业的发展。她指出，在国家政策的引导、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坦桑尼亚的ICT自2006年开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近三年，即使在边远的农村地区，也可以使用无线网络；对比而言，尽管南非对ICT的使用很早，但长期以来都不是国家的政策重点，不过各省的政策有所差异，人们对ICT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尽管ICT对于非洲国家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并非利用ICT，一国就一定会实现发展，而与所有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条件相关，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文化发展等因素，并着重探讨了乡村旅游、农业、社会结构的转变与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马学清助理研究员围绕中东民族国家体系进行了专题发言。他认为在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的历史过程中，冷战体制对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造成了重大冲击。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海湾战争后伊拉克的乱局导致伊拉克事实上的分裂局面，库尔德人离心力增强，而阿拉伯剧变以来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陷入内战和分裂局面，尤其是叙利亚领土完整受到严峻挑战。事实上，一个成熟的国际体系可以有效的维护区域内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和平，显然，中东地区缺乏这样一个机制，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吕耀军教授重点探讨了青年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他认为“阿拉伯之春”是对之前各种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的验证，在“阿拉伯之春”爆发的过程中，青年人是主力军，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东人口城市化生存模式促使青年人关注自身利益；其二，阿拉伯青年在宗教身份和世俗生活之间的决择经常出现认知困难；其三，由于青年人的教育程度与就业机会不成正比，宗教观念中的公平理念被打破；其四，一些外部因素加速了年轻一代阿拉伯人的“觉醒”。新时代的阿拉伯青年具有以下特征：反传统、自由态度涌动；倾向于利用新的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草根阶层更加踊跃。正是由于阿拉伯年轻人具有上述新时代特征，因此容易引发暴力冲突乃至争端，一些盲目的青年容易被利用，可能加入极端组织，包括“伊斯兰国”。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副主任李维建副研究员重点讨论了东非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当下，穆兄会、“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正逐步向整个东非扩散，并频繁制造恐怖事件。极端组织的存在对东非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体包括：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渐成气候，改变了东非伊斯兰“温良恭谦让”的传统面貌，照此发展，很可能打破苏非主义主导的局面；伊斯兰很可能出现第三次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的局面，伊斯兰教继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破坏该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环境、国际关系以及投资环境；为大国干预非洲事务提供机会。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霏副教授首先论证了叙利亚危机不完全属于教派主义冲突，继而对叙利亚教派冲突的产生、教派认同的出现及发展、叙利亚民族认同的构建以及其与教派认同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阐述。她通过分析教派主义在叙利亚内战中扮演的角色，指出阶级、意识形态和其他次民族认同地方关系也在叙利亚内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叙利亚在国家发展中民族认同与教派认同长期共存，叙利亚的政治认同中既有民族认同，也有教派认同，而叙利亚消极的教派主义是长期和短期的结构性、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结果，而不是源于一成不变的古老的教派差异与仇恨。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李文刚副研究员对该时段的研讨进行了评论。他首先对本时段的各个议题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诸多选题与本时段的议题高度契合，且多为前沿性问题，如工业发展、ICT问题；各位发言人分析十分深入，尽管有的选题比较小，但均能从专业的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视角新颖，并重点阐释了对ICT问题的看法，通过援用广告词“科技改变生活”，他认为“科技正在改变人类，科技正在改变非洲”。同时，他认为ICT在非洲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在非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因为很多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信息与通讯领域有自己的业务。最后，他针对本时段的讨论谈了两点自己的想法：第一，对于产能合作、“一带一路”等热点问题应进行冷思考；第二，为了使研究领域更加深入，对于研究对象可以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而且对于共通的问题可以合作研究。
（三）中国与西亚非洲国家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的构建
社科院“当代中东研究”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组成员王凤副研究员主持了这一时段的研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祝鸣助理研究员重点分析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同亚非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的新变化，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他首先介绍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帮助西亚非洲国家开发人力资源方面所采取的三个新举措，即发布《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教育部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及设立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支持西亚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仍面临诸多挑战，重点体现为中国学术机构的国际化教育实力不足，被认可程度不高。如在华外国留学生大多希望接受英语而非汉语教学；孔子学院的协调管理机制不明确、本土师资缺乏、教材缺乏适用性等。鉴此，相关机构应有恒心、细心与耐心，发挥好“（援外）培训”红利及其后续效应，提供更有效、更实用的知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包澄章副研究员重点讨论了西亚非洲地区人质危机及中国的应对。他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国对全球各个地区外交资源、人员投入正在稳步增长。与此同时，西亚非洲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出扩散、跨国联动的发展态势，溢出效应加剧，地区和国际恐怖组织对中国的关注度正在逐步提高。通过劫持人质索要赎金是恐怖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人质劫持也是政治反叛组织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以换取政治筹码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西亚非洲地区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表明，人质危机已逐渐成为中国“走出去”过程中必须重视和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如何发挥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和处理人质危机中的作用，他提出了三点建议：建立情报机构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机制；组建海外安全危机应急部队；完善海外应急服务体系。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副主任杨宝荣副研究员重点讨论了非洲国有企业的发展与中非产业合作。国有企业是非洲国家的重要经济形式，经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改革，非洲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日益重新受到非洲各国政府的重视。非洲国家政府对待国有企业的态度反映了非洲市场环境的变化特点，非洲国营企业是中国“一带一路”下产能合作对接的主要对象，这是基于非洲国有企业的产业的合作条件的需要。中非在产能合作中，对接国有企业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也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他建设采取以下具体合作路径：科学总结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经验，加强有志于学习中国经验的非洲政府交流；支持非洲国家保护国有企业举措，积极倡导中国对非洲产业合作对接东道国国有企业；选择符合条件的国家，加大国有企业合作试点；正确引导国内投资机构对非洲国家市场自由度变化的认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亚非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曾爱平副研究员探讨了非洲之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他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非洲之角地区国家存在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政治上，中国与该地区国家政治关系普遍很好，该地区国家对“一带一路”普遍持欢迎态度，期望较高；经济上，中国是该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贡献者与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中国是建设性的参与者和斡旋者，受到该地区国家欢迎。他同时指出，中国与非洲之角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和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中，面临较为重大的安全挑战。对此，中国可尝试运用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非洲之角和平与安全领域加大斡旋和参与力度，力塑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实现互利共赢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尤其应警惕美国等第三方国家的干扰。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邓延庭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助推下的东非铁路网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东非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自身经济条件较好，具有推动铁路建设的强烈意愿，因此东非铁路网建设对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合理性。他同时也指出了推动东非铁路网建设面临的诸多障碍，主要包括：相关沿线国家对线路标准、走向存在较大争议；既得利益群体阻碍铁路建设；存在潜在的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债务问题。结合这些障碍，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优化路径选择，加快肯尼亚境内的铁路建设速度，及时启动乌干达境内的铁路项目；积极创新铁路建设的合作模式；建立健全综合风险防范机制；中国企业积极向铁路建设的上下游产业拓展。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信息研究室王洪一副研究员的发言聚焦“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安全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不断细化与深化的情势下，保护境外中资企业的投资安全与企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只有埃及为非洲国家，但是商务部公布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很多非洲项目被纳入其中，非洲的投资潜力巨大。近年来，中国在非投资也不断增加，只有在全面而深入了解投资目标国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的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投资风险报告，才能使中资企业及中国公民长久而安全地投资非洲，“一带一路”倡议也才可以有效落地非洲。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明危咨询”联合发起人周军博士以“明危咨询”为个案，探讨了非洲研究民间智库的发展。他首先回顾了明危咨询的发展历程，并对其宗旨与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进行了梳理，主要包括非利益维护、风险评估与国别研究三方面。对于建立“明危咨询”的原因，他指出主要包括现有的非洲研究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以及民间利益得不到重视等。目前，“明危咨询”在资金、资源与项目等方面遇到了发展瓶颈，而对于做智库还是咨询公司的定位选择也面临着困惑。对此，他认为“明危咨询”应多“走出去”进行历练，并同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同时应实现多元化发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田文林副研究员对本时段的研讨进行了点评，肯定了本时段讨论问题的现实价值，并进一步论及重点围国别区域研究的有关问题。他认为当下进行国别区域研究大有可为，目前正处于黄金时期，因为中国的利益已遍及全球，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为此类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为落实该倡议需要对合作国家的政治、经济、人文及安全等方面具有全面的了解，由此才能降低与规避合作风险。他同时指出做好国别区域研究的难度，一方面，了解及全面认识一个国家需要评估该国的政治制度，这就需要具有政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评估该国的经济情况则需要对经济学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从国别研究到区域研究再到国际问题研究这种从点到面的研究路径对研究人员的要求则更高。鉴于以上研究难度的存在，他认为研究人员首先应培养问题意识，即针对一个现实问题，结合中国的利益开展研究工作。其次，做到知己知彼：从本土出发，了解我国的需求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尤其了解目标国的需要，从而通过对接彼此需要进行研究，做到有的放矢。最后，他认为中国式全球化与美欧的全球化有所不同，为了使国际社会认识与认同中国的全球化思路与路径，中国必须“争夺话语权”，使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形象与道义感召力。
研讨会最后阶段，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社科院“当代中东研究”优势学科建设项目主持人王林聪研究员做了总结。他认为，此次青年论坛对诸多前沿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学理性、思辨性、创新性获得了全面体现，青年学者的才、学、识、情得到了充分展示，堪称一次高质量、高水平的盛会。会议的特点是：第一，定位好，由最具创新精神与前瞻意识的青年学者探讨西亚非洲的前沿问题十分合适；第二，研讨形式与国际接轨，既有主旨发言，又有评论与自由讨论；第三，研讨会内容十分丰富，覆盖西亚非洲国家的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及国际关系四个方面；第四，研讨效果好，既体现了前沿性、关注重要理论问题，又能够“接地气”，并且对中国利益的维护与扩展给予了特别，从而使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得到了较好地相结合。王林聪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谈了自己的两点感受：其一是关于西亚非洲发展道路理论探索的变化，围绕该论题，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此后的依附论、世界体系论，90年代以来的转型论，当前的“治理论”似乎又是一种新探索——它包括区域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三个层面，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二是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以前许多中国学者有一种学习和效仿西方的“学徒”心理，缺乏学术自信；近年来，学者们的学术自主意识较为明显，开始对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进行反思和质疑，诸如对民主与专制的简单化区分、关于伊斯兰世界宗教改革、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主体意识是促成中国学派的前提之一。与此同时，作为青年论坛，需要重视中东非洲社会研究，尤其是青年问题的研究，它在中东非洲有相似性，已引起全球关注。
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编辑部、社科院“当代中东研究”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组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论中东非洲”课题组主办，西亚非洲所青年工作组协办。来自中央党校、中国外文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辽宁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夏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约50人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