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8日，由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编辑部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与中东发展道路”高端学术研讨会于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新华社、宁夏大学、西南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辽宁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约3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
在开幕式上，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罗林教授致欢迎词。他回顾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改革开放40年历程，认为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重要区域，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与“一带一路”推进落实密切相关，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与模式对中东国家发展的启示，中国经验对中东问题的借鉴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对“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东的推进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实践意义。
中国中东学会会长、《西亚非洲》杂志主编杨光研究员做主旨演讲。他首先总结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的曲折历史。阿拉伯国家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主要有四种形式，第一是结构主义探索，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种探索的最主要形式是伊斯兰社会主义道路，寻求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第二种探索形式是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这种形式的显著特征是国际组织强加的结构主义调整方案。这种方案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主导，认为市场可以解决发展的一切问题，虽然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完全否定了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纠正市场缺陷的作用。第三种探索形式是走伊斯兰主义发展道路，主要是苏丹，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突尼斯等国，但是这种形式没有给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任何的起色。第四种探索形式是经济多样化道路，目的就是要逐渐摆脱经济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但是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杨光会长还深入分析了中东国家发展道路失败的原因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对中东国家的启示。
研讨会分为四个议题。第一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对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的启示”，由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罗林教授主持。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李绍先分析中东国家如何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第一，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阿拉伯国家学习和借鉴。李绍先教授分享了他1990年第一次去开罗和2011年再次去到开罗的感受，并与中国进行对比，认为20年后的中国已经超过了埃及，中国的发展确实值得他们借鉴。第二，借鉴中国最大的经验就是坚定不移的走适合自己的道路，2011年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国家探索走自己道路的一次尝试。第三，阿拉伯国家要走出困境，必须发展工业化。第四，借鉴中国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应该借鉴中国的教训，如过分重视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问题。第五，阿拉伯国家在发展新能源上有很大的潜力，在发展太阳能上有着先天的优势，因此应该大力发展新能源，走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牛新春客观地分析了中国经验。他表示，阿拉伯国家很难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原因是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可遇不可求，中国发展的经验就是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从全球视角来看是个案，并非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发展现象。改革开放式中国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成功的充分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余国庆在“义乌模式与中东经济转型”发言中表示，义乌的发展道路、模式、经验，对中东和非洲国家会有些借鉴作用。余国庆从因穷思变、尊重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有机结合、抓住机遇、科技创新、完善管理和服务、市场营销、创新发展理念等九个方面分析了义乌的发展经验。关于中东经济转型发展可借鉴义乌经验和模式，他表示，近年来，很多中东国家也根据自己的国情，加速进行经济调整，筑巢引凤，吸引外来投资、吸引外来产业，借鉴了中国的经验和发展道路，也借鉴了义乌的经验。
北京大学副教授沙宗平分析了中国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可能借鉴。他首先追溯历史，将中国经验分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经济建设，并以沙特为例，从革命方式、思想、领导，道路，经验等方面对比了中国与沙特的发展。
第二议题为中东国别和区域研究，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编辑部主任安春英编审。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冀开运从复杂性的角度解读了伊朗的崛起。第一，伊朗崛起的外源性多于内源性，伊朗崛起更多原因在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失误；第二，伊朗的崛起被动性多于主动性，阿拉伯国家的相对衰弱给伊朗崛起提供了可能性；第三，伊朗崛起不具有可持续性，虽然伊朗具有宗教领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政治具有弹性和改革性，但是伊朗的创新、创业能力比较差，面临国内担当和国际责任方面的矛盾，伊斯兰利益和共和国利益的矛盾等；第四，伊朗崛起偏向于单一性，它不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崛起。总体而言，伊朗的崛起对中国是有利的，特别是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在反对泛突厥主义方面，伊朗与中国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林丰民教授分析了阿拉伯文坛的极端与恐怖事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94年，埃及乃至阿拉伯文坛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纳吉布·马哈福兹遇刺事件。总体而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敌视的学者和作家主要分为四类：第一，存在主义作家，以马哈福兹为代表的该类作家被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是深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的渎神者；第二，倾向于东方集团的作家；第三，倾向于西方集团并鼓吹物质文明的作家；第四，对犹太民族仇视不足的作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肖凌教授对扎基·纳吉布·马哈茂德《更新阿拉伯思想》进行了文本解读。扎基·纳吉布·马哈茂德是阿拉伯近现代著名的调和思想家思想家，是埃及开罗大学文学系哲学教授，伦敦大学博士，曾任埃及驻华盛顿使馆文化参赞。《更新阿拉伯思想》是马哈茂德思想的大成之作，主张辩证地看待传统，吸取时代的营养，调和传统的精粹，接纳外来文化的价值，实现文化的发展。肖凌教授还重点阐释了语言载体与语义内涵、客观事实与主观假设两方面内涵，以探讨“更新”的必要性。
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泰教授站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了埃及工业化的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他认为，埃及长期以来依靠运河收入、旅游收入、海外侨汇、出售石油，并将其视为经济收入的顶梁柱。从本质上看，埃及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依靠别人消费的基础之上，经受不住国际金融危机的任何风吹草动。展望埃及的未来发展，王泰教授认为应该抓住三个机遇：一是战略环境总体向好的历史机遇，寻求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 二是“后剧变”时代的改革机遇，坚决处理“三遗”（文明古国过重的负面历史“遗产”、长期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思想“遗毒”，威权主义框架下的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能力底下之“遗风”）问题；三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机遇，汲取中国智慧，学习中国方案，要坚定道路自信。
第三议题为中东热点问题与中国方案，主持人为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员涂龙德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秉忠教授在对土耳其发展道路的思考中表示，当下的世界，由于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摇摆、欧洲民粹主义盛行以及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得全球秩序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土耳其，赢得大选的埃尔多安面临着众多的治理难题。国内土耳其经济前景堪忧，社会裂痕呈现扩大趋势，外交上打击恐怖主义仍然是其政策的核心。从土耳其道路的世界意义看，土耳其的发展模式和政治运动往往先于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国家发展和政治运动的前兆。土耳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土耳其与欧洲的密切联系，使得土耳其必须先于其他西亚国家努力应对和解决一些基本的社会和发展问题。土耳其的经验和发展模式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库尔德人提供了某些灵感。
西北政法大学张金平教授在分析了也门内战中的艾哈迈尔家族。他指出，也门现存五种政治力量，分别是哈迪政府、萨利赫的力量、南部的部落力量、胡塞力量以及艾哈迈尔家族力量。各种力量博弈引发了也门南北矛盾、北方统治阶层内部之间矛盾以及宗教与世俗的矛盾。艾哈迈尔家族代表宗教、部族的力量。张金平教授认为艾哈迈尔家族力量有五大基础：（1）部落基础。不少部族青年人接受外部思想，逐渐远离部落，使部落受到现代化冲击。（2）国家基础，艾哈迈尔家族需要国家做载体。（3）改革集团，但是其保守思想，遭到社会反对。（4） 外部力量，在萨利赫总统时期，艾哈迈尔家族获得的国际援助多，但是，由于政局变化，现在的援助很少。（5）艾哈迈尔家族自己的力量。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副院长侯宇翔分析了中东局势对伊斯兰合作组织成立的催动效益。从外部因素看，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浪潮打破了伊斯兰国家固有的经济模式，冲击了伊斯兰世界固有的价值体系。国际社会上的集团化压力迫使伊斯兰国家必须主动面对压力。从内部因素看，巴以问题的持续恶化让伊斯兰国家认识到必须要以“一个声音”面对日益强大的犹太国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建立伊斯兰合作组织的重要目标和动机。一些阿拉伯伊斯兰宗教思想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呼吁建立国家间的伊斯兰组织，并召开多次会议。从直接因素看，阿克萨清真寺被焚事件成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成立的导火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丁隆教授分析了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问题。他认为，金融问题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因素。过去几年，绝大部多数阿拉伯国家（甚至包括个别海湾国家）资金紧张，财政吃紧，财政状况的恶化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因此阿方多希望中方可以直接投资，而不是贷款。但中方企业大多数难以满足阿方的条件，尤其是中小企业。尽管中阿发展前景美好，但中国产能成功转移到阿拉伯国家的成功案例较少。丁隆教授表示，中方企业对阿拉伯国家的了解不足，信心不足，很多企业在国内关闭后，很少会转移到国外，中小型企业缺乏国际化的经营模式；中国的风险评估显示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属于高风险的项目，中国收紧了对外投资，使一大批产合作企业无法走出去。此外中国企业对阿方对接的意愿不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韩志斌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阿曼合作进行深度剖析。他认为阿曼和中国的交往源远流长，两国深厚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造福中国，还根据自身优势，为阿曼提供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机制为阿曼经济转型提供重要资金支持；阿曼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海合会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成员国，可以有效规避国内市场狭小的问题，有较大的经贸合作潜力；阿曼国家局势相对稳定，是中东是非的避风港。中国与阿曼在海水淡化、清洁能源、公路、铁路、建筑等领域已开展多种合作。但是，中国与阿曼的合作发展仍存在若干隐患，韩志斌教授归纳为以下几点。宏观层面：政治权力继承威胁阿曼的稳定性，阿曼主要发展地区存在安全问题，阿曼宏观经济形势不稳，赤字严重，以及地缘政治安全风险。微观层面：对外籍劳工数量的限制导致阿曼的人力资源不足，阿曼气候和宗教节日等文化因素影响双方合作，电力、交通、水利等配套设施陈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毅宏从对中东治理的认知分析中国形象力量表达。中东局势具有全球影响，中东不稳定，世界不太平。虽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挑战，加强中东治理有着很强的内生动力，是中东地区国家和人民共同的心声。他对参与中东治理有六点认知，（1）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需要。（2）战略利益延伸的需要。（3）互利共赢的政治利益需要。（4）打造能源共同体的现实利益的需要。（5）经贸利益的需要。中东约有5亿人口，是一个广阔的市场。（6）维护非传统安全利益的需要。吴毅宏认为，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发挥更大作用，必须使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话语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在中国积极参与并融入国际体系后,如何展现负责任的大国的理念和主张，既是话语权的争夺，更是中国形象力量的表达。
第四议题为中国与中东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林聪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唐志超研究员对中东国家的身份危机与发展道路探索进行分析。他表示目前中东是一个危机爆发的时期，也是危机叠加多重性的时期，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内部危机、外部危机等。中东主要面临三大危机：安全危机、身份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身份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两个是相关联的。像中东国家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在思考“我是谁”“我未来是怎么样”等问题，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中国提出的中国方案就是中东国家要努力寻找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本质上属于探索适合自己国情道路，重新定位自己国家身份的典型样本。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对中东发展道路进行反思时，表示中东国家发展滞后的原因有如下两点：一是中东的发展缺乏安全保障。安全是实现发展的前提条件，正如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空气。如果国家没有解决安全问题，那么它将难以制定独立自主的发展，只能屈从于外国。国家将被迫面临安全两难问题，如伊朗政府加大军费投入，导致人民生活受到阻碍。安全问题不解决会使国家已有的发展成果丧失。二是中东发展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自二战以来，中东各国尚未进行过生产关系的改革。关于中东的未来发展，田文林研究员认为中东国家仍需解决体制安全问题，且中东国家的工业化难度大。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李艳枝教授从政权模式、政治文化和政党政治三个维度探讨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变迁趋势、政治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土耳其探索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表明，理解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需要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建立现代化政治制度，需要消除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发展国家需要遵循社会稳定优先和稳步渐进的原则，推进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有多种现实路径，需要根植于本土国情和顺应现实需要。当下，土耳其仍然面临政治治理的困境和现代化发展的难题，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探索适应自身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副院长刘欣路分析了中国在阿拉伯媒体中的经济形象建构中的“软实力”与“软遏制”。他指出，中国在阿拉伯国家世界的经济形象是撕裂的。宏观而言，阿拉伯国家媒体积极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成就，阿拉伯国家普遍希望搭中国发展的便车。微观而言，阿拉伯媒体中的中国经济形象却不够正面，且负面形象在不断升级。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为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形象，一方面，中国应分层制定目标；另一方面，在内外宣无别的基础上，融合探讨我们要向阿拉伯阐释的是东西。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马丽蓉教授在总结发言时指出，此次研讨会学术含量高，学术生长点多，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深度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与中东发展道路。中国已从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分享国际公共产品的新时期。此次研讨会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5年的新征程，是对历史、对现实反思，更是对未来的关照。
